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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

郭文卓 贾明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2月15日向《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致辞。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深刻意义，为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指明了方向。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国家之一。随着中国进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时期，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我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生物多样性现状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挑战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有156种，约占其总数的25%。

我国生物多样性面临诸多挑战。首先环境污染物影响了生物的生长及繁衍，以昆明滇池为例，由于水体污染导致富营养化，高等水生植物种类降低了 36%，鱼类种类降低了 25%。其次，我国生物面临外来物种入侵挑战，截至2020年8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再次，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了影响，例如过度放牧及过度捕捞均影响到物种数量。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积极效果，得益于以下工作的开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把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没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就没有人类”，并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文明建设、扶贫攻坚等有机结合，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资产开发方面进行了多种有效的科研尝试与探索，例如开展“基于生物多样性视角推动我国森林生态资产管理和可持续经营研究”的科学研究工作，从自然资源价值评价、自然资本投资及经营风险防范等角度出发，构建了基于自然资本的云南生态资产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森林培育及林下经济与可持续利用的生态资产管理体系。

图1 我国丰富的生物资源

（图片出自：《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2版在线发布----中国科学院 (cas.cn)）

生态保护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我国已将超过30%的陆域国土划为生态保护红线。2019年联合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活动中，中国生态保护红线案例成功入选全球15个精品案例。2022年12月8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中国开展的某场活动聚焦生态保护红线，这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

表1 部分省市生态红线划分情况

（出自：至少13个省份划定了生态红线保护范围红线不是橡皮筋 (1)_滚动新闻_中国政府网 (www.gov.cn)）

生物多样性保护现存问题

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模不足

生态环境部文件《专家解读 |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现状及建议》指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巨大需求相比，我国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保护的规模仍显不足，社会资金的投入仍然薄弱，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事务的能力也相对较弱，有很大提升的空间。

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不够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由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缺少企业的广泛参与，企业参与程度有待加强。同时，企业对于生物多样性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以往影响往往为定性描述，缺乏对风险的定量识别及系统评估。基于此，自然相关财务披露框架提供了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系统性的统一测量和披露指引，但推广及应用程度不够。

生物多样性与经济效益转化不明

生物多样性蕴含的生态价值尚未实现充分的经济效益转化。我们对生物多样性可产生的生态效益的认识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按照广泛认同的核算体系进行价值核算。其次，对于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通道尚未打开，生物多样性仍未完全融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产生广泛的经济效益。

就投资而言，生物多样性和碳排放相比关注度明显降低。在75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中，仅36%的资产管理公司表示他们有一项涵盖生物多样性的代理投票政策。对于生物多样性投资，目前面临着缺乏吸引资金流向和细化的资源数据问题。

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不清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仍存在缺乏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及不同类型保护地空间重叠等问题。例如，国家与地区保护区域范围划分存在交叉或遗漏。同时，不同类型保护区域覆盖范围差距过大，例如哺乳动物和鸟类栖息地的保护关键区域覆盖比例小于20%；而两栖动物保护区域覆盖范围比例更低。

对策及建议

引导公众及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及行动计划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广泛听取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意见。在保护地建设管理中，把当地居民纳入到保护机制中来，通过适当的鼓励机制将其转化为保护者。充分发挥《环境保护法》对公众参与的激励和法律保障作用。

充分发挥企业作用

加强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程度，逐步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企业非财务报告披露范围。鼓励企业按照TNFD框架衡量各种形式的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破坏所带来的不同风险。TNFD提出了“LEAP”指南：即定位（Locate）、评价（Evaluate）、评估（Assess）、准备（Prepare），强调以科学为基础、位置优先的方法纳入企业和投资组合风险管理。鼓励企业与社会组织合作将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纳入到投资风险评估中去，并通过创新投融资手段加大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力度。

图2：“LEAP”方法评估流程

加强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让自然资本实现稳步的保值和增值，引导和规范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经营活动，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生态产品体系。这也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有力阐释和创新实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在保护和修复绿水青山的同时，还能从中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收益，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并进共赢。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中央层面做好规划、立法等顶层设计，制定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措施、规划和技术规范等，加强对地方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上下联动、形成合力。发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明确中央和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事权。

结语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国家战略，也是国际行动方针。然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需要采取协调一致、合作的方式。我们需要坚定不移的走生态良好、绿色发展的道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开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

原创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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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郭文卓 贾明

编辑 |范彩妮

校稿 |刘 慧

审核 |贾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