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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
李俊江 王娟 贾明
据我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5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0%。相比2021年的88222万人,减少666万人,为历史最大降幅。2023年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记者会上,就人口负增长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人口红利既要看总量、更要看质量,既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可以说,我们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旧强劲”。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如何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释放人力资本潜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我国当前的人口红利逐渐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数量型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力供给数量充裕,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小,能够把人力资源充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然而,质量型人口红利则主要表现为大量的高质量劳动力。作为人口大国,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数量型人口红利得以充分展现。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迅速转变,抚养负担加重,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收获难度加大。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5到59岁人口占比为63.35%,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下降6.7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8.7%,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4.63个百分点。根据普查数据分析,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呈持续降低趋势,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使人口数量型红利持续下行,传统人口红利受到严峻挑战。
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科技投入在不断增长,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大幅提高,我国正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在新增劳动力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相对较高,人口素质和质量显著提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每10万人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显著上升,拥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均显著下降,其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已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人口的质量型红利正在持续积累,呈现出通过高质量劳动力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发展态势。但是,与此同时,要顺利实现“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促使质量型人口红利接力数量型人口红利助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我国劳动力供给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在2010年之后,新增农民工达到1245万峰值后出现“拐点”,呈逐年下降趋势。2019年新增241万,2020年下降517万,2021年新增农民工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随着人口红利优势的减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招工难”、“用工荒”等问题日益突出。从需求端来看,我国劳动力需求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随着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制造业的高质量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对高端技术工人的强烈需求。目前,我国的高技能人才约为5800万人,占总技工人数的30%,这与德国等制造强国的50%高技能人才尚存在较大差距。从供给端来看,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县域经济发展强劲,劳动力逐渐由曾经的“孔雀东南飞”转变为随产业返乡回流。此外,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员工的就业观念也发生转变,一大批新生代员工投身于现代服务新业态。
其次,尽管基础教育覆盖率较高,但是高等教育的覆盖率仍有所不足,出现“中低端人才过剩,而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的现象。一方面,尽管高等教育大众化提高了人才比例,但应届本科和专科能力素质和企业需求匹配度不高,高校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错配的问题依然突出。另一方面,尽管硕博毕业人数逐步提高,但质量和数量上满足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交叉学科、高技术人才需求。同时,职业教育发展不充分,专科学校专业布局设置不够合理,专业技术人才缺乏,使得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求难以匹配。“用工难”与“就业难”二者并存,严重阻碍着人口教育水平提升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转化。
再者,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开发运用较为困难。如何能在劳动年龄人口充分就业的同时挖掘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潜力,合理规划不同教育水平、职业经历、年龄阶段与地区分布的老年人口人力资本的充分发挥仍是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最后,人口质量型红利呈现出地区分配不平衡的现象。人口质量红利会伴随着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在地区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进行转移。就人口红利的区域不平衡而言,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通过其他地区知识型人才的持续流入,保证了高质量人才的供给,从而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中西部地区人才青黄不接、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人口质量型红利在区域间没有得到平等分配,加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促进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的建议与对策
当前中国正处于数量型和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高度交织期,应认清并把握当下经济转型的基本事实,合力开源、提质增效、重塑空间,从数量、质量和配置三维视角实施配套相宜的政策,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助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高效跨越。为实现由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动态转变,笔者认为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
第一,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是解决“用工荒”的关键。政府要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降低对基础劳动力的用工强度,以弥补基础劳动力的不足。政府可以引导企业通过产业和技术的升级,以及提高生产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来提升运营效率。同时,在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等方面进一步发力,不断提升一线员工的技术水平和工作意义感,从而达到吸引和留住新生代员工的目的。同时,政府部门主动发挥协调作用,引导建立企业互助协作常态化机制。针对企业季节性、阶段性用工矛盾,构建 “共享用工”等灵活的用工模式,遵循员工技能要求相近原则,使处于生产淡季的企业与处于生产旺季的企业实现无缝对接,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对传统劳动力的用工强度,在推进“稳就业”的同时为企业排忧解难。
第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科技创新人才,也需要专业技能人才和大量的技术工人。为解决高校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错配的问题,笔者认为既要完善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也要注重加强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在人才培养方面,优化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形成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紧密结合行业和区域发展,形成符合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的培训体系。在科技领域的改革方面,要尊重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各个环节的创新活动规律,推动科研体制机制创新,充分调动高层次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探索建立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建立健全科学分类的创新评价制度体系,通过完善评价和激励制度不断激发人才创新创业创造的激情和活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第三,针对老年人口的劳动力开发问题,要充分考虑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和就业意愿,支持身体相对健康的老年人口继续从事经济、社会活动,为老年劳动者提供相应的补贴,夯实劳动保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平衡各阶段老年人力资源的再开发利用。同时,提高老年人的市场接受度,开发公益岗位,为老年人口再就业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
第四,我国各地区需采取一系列措施,吸纳人口、吸引人才,实现人才红利的优化配置。具体而言,各地区要进一步完善落实引才政策,做好区域间人才合作规划,制定差异化引才服务体系。同时,增加基层、经济欠发达地区就业者的工资倾斜力度,并对其做好配套服务,为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和充分创业的平台。此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通过生产端升级来吸纳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引导他们在区域间有序迁移,缩小东西部和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进而达成多样化、差异化、互补化的区域发展格局,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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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李俊江 王娟 贾明
编辑 |范彩妮
校稿 |刘 慧
审核 |贾 明